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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公民社会要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发布时间:2014-03-07 13:47 来源:转载网络 |  | 

[原创]公民社会要以市民社会为基础

楼主 :林一海 发表于: 14-03-07 13:47


公共知识分子关于“公民社会”的最大误解莫过于与“市民社会”混为一谈了,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洋文翻译上的问题,其实反映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食洋不化。

一百多年前德国思想家马克思就指出: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论犹太人问题》)

“公民社会”反映的是个人与表现为国家的社会整体的关系,也就是关于公权的问题,一方面,对政府来说是如何产生和行使公权力的问题,对个人来说则是如何产生和行使公权利的问题,也就是公民权利如何让渡给政府表现为公权力的问题,理解的关键在于权力与权利的区别。反映到公民权利计量的问题上,是以人头来表现的,俗称一人一票,反映和维护的是平等关系;而市民社会,显然指的是个人之间或者个人与组织之间,再或者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商品交易关系,也就是私权利的问题,它的大小则是以货币钞票为依据的,反映和维护的恰恰是不平等关系,譬如居住小区业主选举业主委员会的投票就是以住房面积来计算的,怎么可能是一回事呢?

就洋文civil society 来说,的确可以有时候翻译为公民社会,有时候可以翻译为市民社会,但是针对具体事务的时候,要么只能翻译为公民社会,要么只能翻译为市民社会。譬如民间的环境保护组织,显然只能归于公民社会范畴,如果说它属于追逐私利的市民社会范畴,恐怕谁都会觉得别扭甚至荒唐。而正在兴起的业主自治运动,也就是居住小区里自有房产主的业主如何管理自己房屋的事务,譬如选举业主委员会的问题,说它属于公民社会范畴同样是勉强的,因为这样的选举不是按照业主数量,而是按照业主所拥有的房屋的面积来计算票数的,否则秩序就会混乱了。当然,两者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公民社会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譬如环境保护组织,而市民社会关注的是特定群体自身的利益,譬如业主自治的问题。

这样两种性质明显不同的事情拥有一个洋文civil society,似乎是难以理解的事情,其实不然,因为在西方古代社会,正如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国家与市民社会是直接统一的,拥有财产从而具有交易权利的市民才能参与国家事务,例如古希腊城邦的“市民大会”,当然也就具有了公民社会的含义,因而也可以翻译为“公民大会”。反过来国家也能干预市民社会,譬如可以经过公民大会投票表决剥夺市民的资格,例如古希腊就有“陶片驱逐法”,把大家不喜欢的市民赶出所在的城邦,甚至很受欢迎的市民反而被认为对社会有危险而遭到驱逐。但是到了近代产业革命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市民社会与国家事务逐渐分离开来,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同样也逐渐分离开来了,一方面,公民社会成为了反映市民社会愿望的镜子,或者说是成为了市民社会作用于国家的中间形式;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和国家都无权剥夺市民合法的交易权利,譬如一个人即使因为犯罪入狱,也就是他的公民权被限制甚至剥夺了,但是他以前合法拥有且没有被依法剥夺的财产仍然能够自主交易,也就是作为市民的权利依然存在,譬如锒铛入狱的黄光裕在牢里仍然可以根据自己的资本来直接影响国美集团的运营。

简单地说,只要把握了“市”的含义,“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区别不等于分流,市民社会始终是公民社会的基础,道理并不复杂:

首先,缺乏入市交易能力的人恐怕连他自己都很难相信自己公民身份的有效性,譬如每天为一日三餐奔波的人就很难考虑去参与环境保护组织这样公民社会的活动。大致可以看到,人们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意愿是与其所具有的入市交易能力成正比的,譬如城市市民参与公民活动的意愿显然就比乡村农民要高得多。当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目前中国社会即使是城市市民参与公民社会活动的程度也并不算高,那也不过是因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的程度还比较低,特别是很不平衡,譬如作为市民社会一大主体的企业主群体是以数量庞大的企业组织为基础的,而且还产生了能够游说和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各种行业协会,但是人数远比企业主为多的另一大主体——业主群体却没有什么组织性,当然也就很难对政府产生有价值的影响力,甚至连《物业管理条例》这样关于业主自治的法规都是由企业主的协会——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为业主炮制的,相当于保姆为主人设定规则,而绝大多数鼓吹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虽然本身就是业主,却对此麻木不觉,甚至根本不参与业主自治活动,以至于背负着连自己身边的业主自治都实现不了、却经常抱怨大众不参与公民社会建设这样十足的悖论。

其次,市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决定公民社会意识的水平,这一点无论是从西方近代以来公民社会的发展历程,还是刚刚开始公民社会建设的中国,都能够看得很清楚:西方近代市民社会开始与政治国家分离的时候,产生的主流意识是“天赋人权”,但是随着产业革命的深入和市民社会的发展,关于人权基础的认识就逐渐转变向“社会分工”方面了,譬如成为了西方社会经典的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篇就用了三章的篇幅讲述社会分工问题,指出许多古代民族都有杀死六十岁老人的规则,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使得产品逐渐丰富而逐渐废除了杀死老人的规则,老人也就获得了生活的权利,从而树立了社会分工程度决定人权水平的观念,“天赋人权”的观念逐渐退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反观当今中国,大量公共知识分子正在鼓噪“天赋人权”来作为公民社会建设的理论依据,甚至觉得把“社会分工”与人权联系起来简直就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原因也恰恰在于中国才刚刚开始大规模的市民社会建设,市民社会意识还远不深入,甚至还远不清晰,相应的,公民社会的意识也就不清晰,因而把市民社会混同于公民社会就成为了很普遍的情形。譬如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些业主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广场上自发举行大会,讨论更换物业公司或者罢免业主委员会的问题,有人就向公安机关举报说这些业主违反了《集会游行示威法》,就是不懂得居住小区的广场并不是该法针对的社会公共场所,业主集会讨论更换物业公司和罢免业主委员会的行为也不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而是属于市民社会的范畴,就象企业开股东会议一样,并不需要按照该法去向公安机关申请和备案。

其三,公民社会的规则来自市民社会。提到公民社会的规则,人们想到最多的应该就是宪法了,追溯其源头,就要提到英国历史上1215年产生的《大宪章》了,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规定“城市享有自治权”,而所谓城市,就是随着商品交易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宪章》里特别强调保护市民的财产,规定不经过法律审判不得剥夺市民的财产。而且,之所以会在1215年产生《自由大宪章》,也正是由于此前二百年里贸易的显著发展使得城市数量和规模都得到显著发展而大大增强了城市市民的势力,譬如伦敦市长就成为《大宪章》规定的能够制约王权的25人参议会的当然成员之一。《大宪章》里直接反映市民社会影响的条款是很多的,譬如可以用钱来换取某个方面和某种程度自由。再譬如,近年来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开始鼓吹的美国《罗伯特议事规则》这个典型的公民社会规则,就是来自早期北美殖民地各地乡村丰富多彩的业主议事规则的总结。至于先有北美乡村自治的各种规约,后有美国宪法,就更是不争的事情了。所以早在一百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指出:中国的民主化要从大众学会开会开始。而这恰恰是一百年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没有理解的问题,因而一些公共知识分子热衷于成立自己为首的所谓公民社会组织,却很少有愿意制定会议规则的,自然也就难以发展甚至昙花一现者甚多,而鲜有能够被社会大众认可的公民社会组织。

如果能够从市民社会组织,譬如最有普遍意义的业主自治组织做起,普遍成立起来业主自治组织,使人数众多而且社会精英居多的业主在自己身边开始自治训练,不仅可以遏制企业主群体,譬如以最有实力的开发商为后盾的物业服务企业,改变物业服务企业长期盘踞各个社区反客为主侵害业主权益的局面,而且必然能够首先改变居民委员会长期作为政府行政末梢的局面,使之回归到公民社会组织性质上来,显然这将是最有普遍意义的公民社会建设,在此基础上发展各种公民社会组织,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2014-3-7 14:18:06 编辑过

沙发 :林一海 发表于: 14-03-07 13:59

市民社会”不同于“公民社会”——从赵本山打官司谈起

林一海 于 2011-7-22 16:52:16 发布在 凯迪社区原创评论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关注“公民社会”建设的声音高涨起来了,开始认识到没有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民主国家,这反映了社会意识的一个进步,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这个进步依然带有明显的急功近利倾向,就是没有认识到“公民社会”必须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甚至想当然地以为“公民社会”就是“市民社会”,这在许多学者的著述中都有明确的表述,觉得这两个词语不过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而已,甚至还认为“公民社会”比“市民社会”的表述更科学。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关于这一点,只要从几年前发生的小品王赵本山要打官司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他义正词严地表示要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同其居住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打物业费官司,却遭到舆论的诟病,就连许多不是专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都正确地指出:赵本山虽然具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但是在法律上,也就是物业管理费诉讼问题上,作为被告的赵本山与作为原告的物业公司,双方的地位是一样的,都是民事诉讼的当事人,赵本山只能以该小区业主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而不能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去诉讼对方,因为对方涉嫌侵害的仅仅是赵本山作为业主的权利,而不是作为人大代表的权利,赵本山所谓“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来打官司”,本意虽然是感到物业公司侵害业主利益是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因而想代表全国的业主群体来为大家维权,却显然是滥用了人大代表这个“公权力”的表现形式来维护作为“私权”的业主权利,因为人大代表的权利表现只能用在人大会议的议事和表决上,也就是只能用于针对人大本身和一府两院的公权力问题,譬如赵本山可以通过向全国人大提出建立有利于业主自治的议案的方式来维护业主群体的利益。

这里所谓的私权,就是“市民社会”问题,也就是经济交往关系,显然不同于“公民社会”所针对的授予和制约国家政权的公权问题,这里所谓的公权,一方面是政权方面的公权力,另一方面是公民社会的公权利(力与利是不同的),也就是公民把自己的公民权利授予政权机构而表现出来的公权力。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因“市”,也就是“交易”而产生的市民社会不可能等同于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而产生的公民社会。

而且很容易理解的是,没有交易能力的人群,也就是市民社会都建立不起来的人群,也不可能产生建立公民社会的需要,譬如现在连城市住宅都买不起的人就很少有关心公民社会建设问题的,鼓吹公民社会建设的人基本上都是已经有自己的城市住宅,因而也具备了比较稳定的经济交易能力的精英市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前面提到的赵本山要以人大代表身份去跟物业公司打官司了。他如果不是因为成为王者一级的演员而拥有了城市里的豪宅,甚至再如果还是农民而不是市民的话,连跟物业公司打官司的资格都不可能有,哪里会获得人大代表的资格而产生以人大代表的公权到法庭上维护私权这样以荒唐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初步的公民社会意识呢?

如果觉得上面所说还绕口的话,那就直白一点:对现代社会来说,市民社会象小学生,公民社会就象中学生,而大学水平就是民主国家了。许多人感觉我们中国离民主国家的水平还有很远距离,实际上就象觉得小学还没毕业的人离上大学还隔着中学因而差得很远一样。

但是差距越大的人,而且当仁不让以社会精英自居的人,越是容易产生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情绪,表现在公民社会建设问题上,就是不承认需要从市民社会开始做起,甚至以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吹公民社会就是市民社会,直接建立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就在其中了,就象鼓吹中学的课程学好了,小学那点东西还不是捎带着自然就都会了嘛。

其实,这恰恰说反了,中学就是中学,不可能等同于小学,即使是说它包含了小学的内容在理论上都是勉强的,更不要说没认真学好小学课程的人是很难真正理解中学的内容,最多是生吞活剥一知半解而经常贻笑大方这样并不鲜见的现实了。许多宪政知识分子甚至连市民社会的概念都没有,更不知道市民社会里最有民主意义的群体是业主——拥有自己房产的市民,却痴心不改一如既往地谈论着民主,这就是一百年来为什么中国宪政民主的道路一直艰难曲折总是停留在宪政知识分子夸夸其谈上面的关键所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宪政知识分子连对自己居住小区里的业主委员会(不是居民委员会)这个中国最小的,而且是没有党政权力和资本能够直接操纵的完全民间的权力机构,都不知道通过建立业主代表大会和监事会来进行制约,甚至浑浑噩噩地跟在一开始就蓄谋长期侵害业主群体利益的物业公司集团后面鼓吹“普遍参与论”来坚决反对建立业主代表大会,胡说什么业主代表大会决策就是剥夺了大多数业主参加决策的权利,却煞有介事地鼓吹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宪政!如此苍白的逻辑与成千上万的业主对十几个人的物业公司和几个投机业主组成的业主委员会都长期无可奈何的惨白现实,其理论根源就在于不懂得市民社会是公民社会的基础这个西方思想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了的道理。

板凳 :林一海 发表于: 14-03-07 17:03

从章立帆的“市民社会”看民主文人的食洋不化

我在《历史动车如果追尾,民主文人能脱其咎吗?》一文里批评了章立凡关于“历史动车追尾”的前后车次序判断颠倒的错误,指出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然后实现民主宪政”,这惹得章先生很不高兴,甚至有些气急败坏了:

回帖人:章立凡2012/1/8 8:10:52跟帖回复:

第 39 楼

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洋文里是同一个词吧。连啥叫市民社会都没搞懂就出来混?还是先回炉吧!

要说呢,不从实际出发,动不动就搬洋文,是近代以来中国文人,尤其是中国的所谓民主文人们的一大特色,可以显得与世界文明接轨嘛,就象把手杖叫文明棍一样。

其实对洋文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叔叔和大爷在洋(英)文里也是同一个词(uncle),章先生会不会觉得叔叔就是大爷呢?撇开洋文,就纯中文来说,爸爸和妈妈都是老师眼里学生的家长,难道爸爸就是妈妈啦?

按说章先生也算是有文化的人,不应该简单翻一下中国人编的词典或者甚至仅仅到百度上浏览一下就以为发现了法宝一样,却还是犯了中国文人食洋不化的毛病。

确实,在洋文里,Civil Society,自从产生就既有市民社会的含义,也有公民社会的含义,一词多义是语言成熟以后的基本特点,就象前面提到的家长,古代只针对孩子的父亲,到了现代,则既有爸爸的意思,也有妈妈的意思,还有二者一体的意思。但是既然是多义,就不能够一概而论吧,否则多义词不是就不存在了吗?

譬如洋文nation ,既有“民族”的意思,也有“国家”的意思,但是“民族”不可能跟“国家”是一个意思吧?遇到要把nation翻译为汉语的时候,就要根据原文语境来决定是用“国家”还是“民族”来表示。

对Civil Society这个词也是一样,当其所在的原文讲的是与经济关系无关的公共关系的时候,当然应该翻译为“公民社会”,而当其所指是经济交易关系时,譬如行业自治和业主自治等时,就只能翻译为“市民社会”了。

熟悉西方历史的人应该不难理解,Civil Society 这个词刚刚出现的时候,社会关系还比较简单,主要就是市场交换关系,只有能够参与市场交易的人才能称为civil,所以偏重于“市民”这样的性质,但是到了近代,随着产业革命的发展,人们开始要求突破商品交易关系的束缚,希望建立不受金钱支配的人人平等关系,所谓“天赋人权”,于是这个词里“公”的含义逐渐增加了,因而有了“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两种含义分野的趋势。为了避免因此而产生的歧义误解,西方人又找了一个词bourgeois,这个含有中产阶级意思的词来专门表示强调物质交往关系的市民社会,这又使得Civil Society 中公民社会含义的分量更为加重了。即使如此,其中的市民社会含义也并没有完全消失。

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 )要以中产阶级社会(市民社会)为基础,也就是说,不具备市民权利的人,他的公民权利也是很难保障的,这早已经成为了常识,而且显然也正在逐渐渗入到中国人的意识里,还越来越显著了。所以我说“从市民社会走向公民社会再发展到民主宪政国家”,不仅合乎逻辑,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吧?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承认“市民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区别和先后逻辑关系,实际上不过是幻想在市场经济不发达,市民阶层不成熟、更不强大的基层上就建立起来公民社会和民主宪政,显然是急功近利了,除了重蹈当年文革那样欲速则不达的历史覆辙的悲剧,还能有什么?

说来令人感慨的是,章先生的父亲当年之所以深受带上大右派帽子之苦,主要就是由于当时社会大众和执政党急功近利的政治运动,而现在又轮到作为儿子的章先生来鼓吹“市民社会就是公民社会”和“动车加速”了,怪不得两千年前就有人叹曰:“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又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地板 :lydf 发表于: 14-03-07 18:07

官本位国家,公民是个屁

5楼 :李耳我 发表于: 14-03-07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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