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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面对《路翎全集》的杂感 ■邵燕祥

发布时间:2014-06-20 20:59 来源:转载网络 |  | 

[转帖]面对《路翎全集》的杂感 ■邵燕祥

楼主 :大书蠹 发表于: 14-06-20 20:59

反胡风运动标志着我国读书界自由阅读史的彻底中断。因为读某一种书甚至某一本书,都可以锻炼成罪了。

那样一个天才,那样一个富有实力和潜力,又满怀创造激情的作家,竟成了一个力不从心的“码字”者,困惑地活在不断失败再失败的循环当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新的一代又一代走上前来了,路翎式的命运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思考?

1989年9月1日,我开始写不准备发表的札记,编了号,第〇〇一号标题《惜昙花》:

今天进了阳历九月,北京的最好的季节。张爱玲说过的,“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除了照例早午晚来去鸣笛的警车稍稍破坏了这秋天的清明的气氛,风从窗纱吹进来凉凉的,太阳晒在身上暖暖的,再过几天就是白露了。

张爱玲写秋天“清如水,明如镜”这句话在1944年9月。她最好的创作季节,也只不过是1943至1945那两三年吧。当时在上海有她,在大后方的四川有路翎,在沦陷的古城北京有袁犀即李克异,年纪相仿,都以中长篇显露了自己的才华。这三位最有希望成为大家的二十多岁的小说家,不久都因各各不同的政治原因搁笔,该说是十分可惜的。中国的土地上,昙花太多了;中国的天空上,流星太多了。

这三个被遗忘了的中国四十年代的小说家,其实是很值得研究一下的; 至少在鸟瞰那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人,不该对他们视而不见。……

把这三位现代小说史上的名家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学者们可以研究。而我认为的路翎本是可以成为大家的,这个看法至今没有改变。

我在抗日战争的八年中,住在沦陷的北平,路翎的名字是直到1947年前后才知道的。那时我开始痴迷于“七月诗丛”第一辑,倾心于那些诗人的作品,也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包括日本反战同盟的绿川英子女士),也逐渐熟知他们的友人路翎的名字,记得曾浏览《饥饿的郭素娥》,笼统的印象是,中国出了一个左拉!这样的印象是否准确,当然也可以讨论。那时读小说的兴趣集中到了解放区的作品上,对大后方的小说忽略了。以致《财主的儿女们》是直到1955年反胡风后赶着补看的。

那已经在拜读路翎新作 《初雪》和《窪地上的“战役”》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经常读到的新小说,每每给人“公式化、概念化”的感觉,那是文坛上不但从蒋管区来的而且从解放区来的有识之士都已经发现的弊病;这时候,路翎从朝鲜战场归来,带回两篇小说,确实是一派清新。直到“反右”当中,在我的诸多罪状之外,威严的支部书记还加上一条———邵某曾到处向人推荐《窪地上的“战役”》。

我所以不厌其烦地缕述这些琐碎的流水账,因为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就是通过作品形成的“神交”,最好的境界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所谓心弦有共振;大量的中间状态可能是过目即忘,或偶作谈资;至于最不济的,则是读者感到“语言乏味,面目可憎”,那就只有弃书而走了。

反胡风运动标志着我国读书界自由阅读史的彻底中断。因为读某一种书甚至某一本书,都可以锻炼成罪了。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是知识分子广泛卷入“初读”和“重读”的时代。坦白地说,是由于“反右”后陷入异类的处境,使我对先我们罹难的胡风和他的文学朋友们,产生一种近于同病相怜的感情,我热衷于了解胡风事件的前因后果,有关的人事牵连,还有相关作者的新旧作品。并且写一些读后感。但关于路翎,我却写得很少。一则因为我着重点还在诗人与诗,二则我以为路翎是一个相对巨大的存在,不可以“随笔”待之。但我还是用随笔的形式,写了《〈路翎小说选〉评点》三则(评点了 《英雄的舞蹈》《凤仙花》《爱民大会》三个短篇),那是在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了 《路翎小说选》 之后,忘记是应哪个刊物约稿,后来收入罗飞(杭行)主编、宁夏人民出版社一套丛书中的 《热话冷说集》里。

再就是上引我八十年代末的札记,认为路翎在四十年代中展现的势头,已经预示他可望成为大家。这个势头却不幸被历史的黑手拦腰斩断,成为文学界、读书界永远的遗憾之一。

这就是在阅读领域我和路翎的一份看似浅浅却也是深深的文字缘。

在现实生活中,我有缘从1983年起成为路翎在北京虎坊桥的邻居。牛汉每每骑自行车来看望隔壁单元里的路翎,然后多半到我处小坐。不过,我跟路翎的直接接触,开始于工作关系,就是为他送诗稿校样。他的诗稿不是我约的,应该是邹荻帆直接或间接向他索要,或是他写出后直接或间接交给邹荻帆,然后由在《诗刊》值班的我处理的。我没听说过路翎写诗,第一眼看他的诗,就被诗中一股也是清新之气抓住,“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不但是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且不失其赤子之目,在这里诗人用其没有被混乱的世相弄昏的眼光看世界。具体的篇目记不清了,这回翻看对他小说的评点,里面提到:“近读路翎写一个学钢琴的小女孩的故事(《人民文学》1987年一、二期合刊),细腻清新,使我想到几年前他的诗 《一年级的小学生》,他是热爱孩子的。”我在这儿又一次用了“清新”这个词,表达作为一个读者不期而遇的惊喜。其实他的诗并不限于写孩子,记得好像还有写“扫街”的题材,其本事来自他出狱后,回到朝阳门外芳草地的蜗居,一方面继续接受街道上监督管制,一方面也还是为了每个月廿五块钱的糊口之资,不得不每天凌晨干扫街的活儿,但他的诗并不落套,不带倾诉苦情的意味,所以有关“斯文扫地”的观感只是了解内情的人的诗外联想,据我不十分确切的记忆,诗人是把扫街的劳动抽象化了,我猜,或许是他在干活时自我营造的幻觉,既升华了一件形而下的惩罚性劳役,又赋予了自我安慰的色彩?

后来我知道,路翎写出这些篇幅不大,极具艾青所谓“散文美”的纯口语体的自由诗时,正是他重拾长篇小说却不成功的时候。他的创作遇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机———而且直到最后也没能摆脱这个危机。但我以为他的可能为数不多的小诗,写得确很自由的小自由诗,却在危机之外。一是可能他恰恰在写长篇不能尽如心意的间隙,处于放松的状态下写这些诗以为调剂的,心态遂得以自由,二是他写这些类似素描以及(摄影)抓拍之作,因心态自由,也就摆脱了郑重其事恢复以写实手法结构长篇时纠缠脑际的那些“三突出”之类的干扰。这次听说全集将出版,我一直惦念着,是不是把路翎晚年写的诗也收进来了?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那一段时间,甚至不止一段时间,而是他因胡风案得到平反,也被恢复名誉之后的整个晚年,路翎都在苦苦地写作,但他的精神状态和写作状态,都不可能重返青春了。那样一个天才,那样一个富有实力和潜力,又满怀创造激情的作家,竟成了一个力不从心的“码字”者,困惑地活在不断失败再失败的循环当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我当时不知其详,只知道路翎处于忧郁自闭的状态,曾想怎样才能让他走出书房,散散心,正好1985年春夏之交,《中国旅游报》 副刊的白槐要组织一些作者去武夷山一游,有《人民日报》姜德明、《瞭望》 杂志徐民和、《光明日报》盛祖宏等,我征得编辑部的同意,上门请路翎考虑,能否和我们同行,他和夫人余明英以他身体不太好和还有些事情要做辞谢了。许多年后,我想,如果当时我脑筋活络一点,再商之于报社,破例请路翎夫妇一起参与,也许能打破他们的顾虑,使这个动议不致落空。可这已是马后炮了。再想一想,路翎在长达二十五年的冤狱之后,虽获名义上的自由,实际上还困于自己的“心狱”(主要是被迫改造的“洗脑”),又从早到晚,幽处斗室,几乎是要按既定的清规戒律来爬格子,又怎么能恢复昔日的创作状态呢!?

面对《路翎全集》的出版,既为作者和他的亲人高兴,路翎的作品终于有了一个迟到的总汇,不枉他孜孜矻矻平生的呕心沥血;同时又感到心酸,为路翎,也为他同样曾经落入陷阱的朋友,以及有着类似命运,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文学同人。

往者已矣。新的一代又一代走上前来了,路翎式的命运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思考?你们似乎走上了与前人不同的道路,但你们真的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吗?在你们迎来的时代,你们能够开辟出真正的而不是幻觉的自由创作的空间吗?!

沙发 :行为人 发表于: 14-06-20 21:12

新的一代又一代走上前来了,路翎式的命运会带给你们什么样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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